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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给记者看一本剪报，有1956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张俊秀等增补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公报；有1957年张俊秀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题为《运动员的声音》的大会发言；还有一些记者采访张俊秀的报道文章和张俊秀参加足球比赛的消息等。张老说：“这是我父亲做的剪报，当年他在邮局工作，很容易收集到各种报纸。”在本子的后面几页贴的是他参加观礼时佩戴的红缎子胸条。张老说：“在五六十年代，每年的‘五一’‘十一’都要在广场搞庆祝和活动。从1956年以后，每年国庆节和劳动节我都作为人大代表在观礼台上出席庆祝活动。我印象里人大代表几乎每次都在西面第二观礼台。”张老还记得在一届全国人代会期间提出过两个建议案：“一个是建议创办《体育报》。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专门报道体育新闻的报纸。我刚从匈牙利回国，他们国家不但有《体育报》，还有《足球报》。我看到这些报纸很受老百姓欢迎，从中受到启发。我提出建议不久，《中国体育报》开始试刊，1959年正式出刊。另一个建议是在首都建一座至少能容纳5万名观众的体育场。当时北京的先农坛体育场只能容纳1万多名观众。后来我知道国家已经有了建一个更大的体育场的规划。1959年工人体育场建成，可容纳10万名观众。”
一届全国人大期间，张俊秀在福建省代表组，将近六十年过去了，张老还清楚地记得好多人。他说：“吴传玉祖籍是福建省。我是吴传玉去世后补选的代表，所以一届全国人代会期间我也被分在福建省代表组参加审议。记得福建省代表组共有18人：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善良、和蔼可亲的老作家谢冰心，老红军出身、朴实热情的刘永生司令员。我记得有一年刘司令员来北京开会时，特意从福建革命老区给我带了一盒武夷山产的茶叶。我那时才20岁出头，他们都像长辈一样关心照顾我。我们组还有一位台湾高山族的代表叫田富达。我们俩是全组最年轻的，所以共同语言多些，开会期间我和他经常在一起。田富达也很喜欢看足球，后来我们俩也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一届全国人代会期间，代表们白天主要讨论国家建设和经济计划等国家大事。晚上，很多代表都喜欢到我房间来，听我讲运动员的生活、训练和比赛的情况。”
“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两名运动员，我和陈镜开。陈镜开是一个10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优秀的举重运动员。在参加第二届全国人代会期间，我认识了北京著名的建筑青年突击队队长、劳动模范张百发。他也特别喜欢足球，我们都是年轻人，就成了朋友。后来张百发曾对别人说：‘那时一遇到有足球比赛，我就去找张俊秀，在他那儿蹭顿饭，然后跟着运动员一块进场去看比赛。’张百发当了北京市副市长以后，我们见面次数就少了。有一次我在工人体育场比赛，我看见他在主席台上朝我招手，等我到主席台上后张百发让我坐在他旁边。他说一到体育场就满场找我，还说：‘你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就说话。’我那时是国家队的领队，就把队里一个住房困难的事对他讲了。后来他很快就给解决了。”
在张老书房中，记者惊奇地看到书桌上摆放着笔墨纸砚。张老说，自己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一直学书法，那个时候学的是柳体。退休之后，由于走路不太方便，也很难参加什么体育运动，书法就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张老说着拿出一把自己书写了扇面的扇子送给记者。在小小的扇面上，以蝇头小楷题写了岳飞的《满江红》和李白的《将进酒》两首诗。字体婉丽遒逸，柔中带刚，已得柳公权的神韵；通篇布局疏密有致；字里行间都透出足坛老将的豪气。张老的书房中立着一个四扇玻璃门的礼品柜，里面摆满了出国比赛的各式纪念品。这些纪念品件件都记载了这位被称作“中国老门神”张俊秀足球生涯的辉煌经历。
张老和这些新中国第一代优秀运动员都住在一个大院，其他体育项目几乎都有辉煌，唯独足球，被老百姓骂过、伤心过，也依然被爱过。采访结束时，对足球一往情深的张老对记者说：“曾有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问我，中国的足球为什么上不去。我一直也捉摸这个问题。论训练和生活条件，现在比过去好了不知多少倍。论运动员的体能素质，现在的运动员也比过去要好。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运动员思想比较单纯，很能吃苦，心里只想着为祖国争光。我总感觉当下的问题还是缺乏一种精神，太看中金钱，才会有类似假球、黑哨之类的东西。其中，足球项目领导者中的腐败是最大的危害。2008年我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失望地表示，在自己有生之年恐怕看不到中国足球夺冠了。但自从2009年足球‘打假反赌’以后，我感觉中国球员精神面貌不同了。特别是前些日子在电视里看广州恒大夺得亚洲冠军，使我又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本刊记者夏莉娜）